时光荏苒，转眼间已霜花染发，儿时的经历在记忆中经久不灭。

那是1976年的寒假，那年的冬天好像比往年更冷些，那一年中国的三大开国功臣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元帅先后逝世，唐山大地震，人们沉浸在悲痛中。无论多么寒冷的冬天，总有暖阳的时候,薄薄的阳光穿破厚厚的云层，带给大地温暖。打倒“四人帮”的拨乱反正，就像阳光一样，慢慢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上的阴霾，人们的生活秩序逐步好转了。广播里的政策宣传，鼓励农民的自有产品自行销售，农民卖自产品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，也不会挂上投机倒把的政治帽子了。

邻居的三叔娘和湘伯娘是亲妯娌，除了她俩，还有三妯娌，都住在一栋房，各自有两间房，又黑又窄，白天也不太看见，但冬天那屋里比较暖和。我喜欢跟着三叔娘和湘伯娘满山跑。快过年了，不远处的村落已经发生鸡瘟了，三叔娘和湘伯娘一来很担心自己家的鸡染病，二来也要有钱买点过年的物质，瓜子和纸包糖是必须要有的，所以想趁早把家里的鸡卖了，能卖几个钱就算几个钱。她们的跟屁虫的我，晚上对家里人说了三叔娘她们要去卖鸡，妈妈说不敢按最原本的养鸡计划把鸡送给亲戚家了，不如也去卖几个钱，问哥哥姐姐们谁答应去卖鸡，哥哥姐姐们碍于面子，认为卖东西丢死人了，谁也不愿意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九岁的我主动报名去卖鸡。妈妈担心我不行，怕我不会看称、不会算钱。我很有底气地告诉妈妈，我读三年级了，学了乘法，不会算错的，不会看称，立即可以学会的。父亲和姊妹们立即出了几道题给我算，几斤几两、几块几毛，我都算对了，他们觉得我真的不会算错；妈妈立即拿来了称，告诉我看称，还拿了一些东西来，让我试着称称，都对了。大家觉得我真的能算数、会称称，有了卖鸡的能力，赞成我跟着三叔娘她们去卖鸡。

第二天清早，在三叔娘和湘伯娘的帮助下，我又提又背地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把竹篮装着的五只鸡弄到了真正的老鼠港，就是现在中医院那条卖菜的街，和三叔娘她们在同一个地点卖鸡。不久，一个瘦瘦的阿姨问了价格后，没多说话就买走了两只鸡，一块二毛钱一斤，一共十二块六毛。三叔娘和湘伯娘的鸡很久也没有人买，她们说和我在一起，别人只买我的鸡，要换一个地点卖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很快就能卖出两只鸡，是人多的好地点，也信心满满地认为五只鸡全部会卖出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街上买菜的人慢慢地少了，也不见三叔娘和湘伯娘来寻我，我站在那里，觉得越来越冷，肚子也饿了，可是舍不得花几分钱去买一个包子或者油炸饼吃，守着剩下的三只鸡，盼望着能有人来买，哪怕是来问问价格，讨价还价也好。卖菜的人都走了，买菜的人也没有了，我依然执着的守在那里，希望幸运能够降临。

天暗下来了，我知道我必须往回赶了，我害怕一个人走山路，更何况天黑后的山路。从冷水江回去，必须翻过一座山，那山上到处都有坟墓，途中的一个地方叫大坪里，专门葬那些没成家的人，我白天都怕一个人去那里；大人们经常对小孩们说山上有老虎、豺狼等好多吃人的野兽，说老虎和豺狼的眼睛晚上放绿光，可以看见很远地方的小孩。我担心黑夜里豺狼把窝叼走了。我提着三只鸡，沮丧又心焦的拼命往家里赶。路过电石厂的家属区，一个矮矮的小老头看到了我提着鸡，就问“妹几，鸡何里卖”，我说“一块二毛钱一斤”，小老头说“收摊货了，还要果里贵，便宜力几咯”，我说“就是卖一块二毛一斤，我上午都是卖一块二”，小老头伸手捉了鸡，掂了掂重量，看了看鸡屁股，握了握鸡脚，然后说“你果个鸡是瘟鸡，屁股上有好多鸡屎，鸡脚冰凉给”，我知道，小老头这些话无非就是为了还价。小老头说收摊货，只给半价，我不同意，经过一番降价、加价，终于以八毛一斤的价格成交了。三只鸡一称一算钱，只有十块六毛，比上午两只鸡的钱还少，我很犹豫了，很久不说话。小老头又开始做工作了：你的鸡是瘟鸡，拿回去也会死了，如果不是瘟鸡，冻了一天，也不好喂了，也会生病死了。我不再说话，久久的沉思：隔壁村落的鸡发瘟了，肯定会传到我家村落的；根据以往的经验，鸡如果发瘟，妈妈不甘心杀了给我们吃，除非是鸡死了；我们几姊妹的学费要十几块钱，每个学期开学，虽然妈妈从不欠学费，不像很多家长一样到学期结束了还要老师上门讨要，但每学期开学，妈妈都忧心忡忡；鸡不卖，一分钱也没有了，可能鸡真的死了；鸡卖了，好歹还能变成了钱；是自己主动要求卖鸡的，鸡没卖完，是自己做不到事，没用……小老头不失时机地在旁边劝我卖了鸡就是钱，我一万个不情愿地收下了那邹巴巴的十块六毛钱，在黑暗中气喘吁吁地跑回家。

那是我第一次卖东西，我经常为此而骄傲：大人们都不敢去卖东西，可是，我敢！我九岁就敢！

读书离开了农村，依然每年回去帮父母做早插、双抢、挖红薯等赶季节的农活，直到父母年迈不再农事。我不会因为是农村里长大的孩子而自卑，我爱家乡，爱农村的山山水水，爱勤劳的人们。我记住了父亲教我们的话：劳动最光荣！我也经常告诉周围的人：劳动不可耻，劳动最光荣！